文|王江山

伊戈·克斯汀什么也听不见。

他不知道自己刚刚犯下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他打开直升机的窗子，伸出自己的照相机对着正在熊熊燃烧的反应堆4号机组拍照。记录，我必须记录这一切，这位俄新社记者在心中想着，可在那一瞬间他只觉自己似乎失去了耳朵一般，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什么也听不到，甚至听不到直升机的声音。现场一片死寂，我像是漂浮在太空。我的嘴里满是金属的味道。”多年后伊戈回忆到。他当时甚至感知不到自己的头部。照相机比他的身体还敏感，很快卡住不能动——他后来只拍了12张照片，回到基辅冲洗后，他才发现这些照片上是一层因暴露于过量辐射中而泛起的黑色。

当时的辐射量可能是两千伦琴。在那些照片上，爆炸后核反应堆的反应炉仍在“喷发”，在核心，环绕核子燃料的石墨正在燃烧，上升的气流融化云层，这一整片天空都被放射性云柱污染了。

伊戈只看见废墟上升起了依稀薄雾，宛若墓园的清晨，竟然有一种残酷的美感。只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意识到这昭示了这个地区的末日，也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却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这战争的地点我们曾在中学课本上带着惧意读到，在历史纪录片里怀揣着感慨看到，甚至，也在讽刺前苏联的笑话中听到。我们在每一次探讨核安全事故时颤抖着提起它，在对人类命运深刻思索时悲哀地想到它。

这个名字无法被绕过，以至于历史在行经这里时，也只得辗转多年，时至今日也没有离开。切尔诺贝利。这是战争开始的地方。

1986年4月25日，乌克兰小城普里皮亚纪一个平常的春日，阳光明媚。

人们在为即将到来的盛大节日“五月节”准备，街上随处可见装饰靓丽的花灯，摆满新鲜食品的店铺，孩子们在父母身边跑前跑后，情侣们在下班时段携手回家，老人们在公园散步。这是一个星期五，双休日之前的人们总是对假期充满期待。

而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这是他们有生之年，在普里皮亚纪平静生活的最后一天。

城外三公里，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

那天晚上，发电厂第4区的176名员工开始测试反应炉的自我供电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有效节省能源。为了更安全、更低功率地进行测试，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器的能量输出从正常功率的3.2千兆瓦特减少至700百万瓦特。但是，由于实验开始的延迟时，反应堆控制员太快地降低能量水平，实际功率输出只有30百万瓦特，这产生了大量的氙-135，造成了反应堆的不稳定状态。由于反应率激剧增加，反应堆产量急升至大约30 千兆瓦特，十倍于正常操作。燃料棒开始熔化，蒸汽压力迅速地增加，导致了一场蒸汽大爆炸。

在反应炉的核心，连续的爆炸累积的能量越来越多，1200吨的反应炉顶盖被冲开，高放射性的光流冲向几千英尺的高空。

此时是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

大爆炸激起了强烈的核反应，火光璀璨。普里皮亚纪的居民被这巨大的声响震醒，他们起身看向窗外，夜晚变得明亮。整个天空色彩缤纷，橘色，红色，蓝色，“犹如彩虹，非常美丽。”

30分钟后，消防员们火速赶到现场，他们暴露于无法想象的高辐射中，也成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第一批受害者。当晚有2人死亡，之后的一个月有28人。

在这第一批救灾人员中，所有人都患了“辐射病”。有人几天后被自己咳出的内脏碎片呛到，他怀孕的妻子数月后产下因辐射而导致肝硬化的女儿，那孩子只活了四小时。

而这，只是苦难的开始。

事故后八小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收到了消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反应堆发生火灾，但并没有爆炸。”

没有提起爆炸，没有提起大量致命的放射尘。没有显示危害性。这无法引起重视，也造成了苏联官方迟缓的反应。

这里生活着四万三千多民众。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爆炸的消息，以为只是一场小火灾，一切如常。毕竟，切尔诺贝利刚建成时，就号称史上最安全的核电厂。大人们照常上街，孩子们仍在玩耍。有些人感觉自己嘴里有金属味道，还有人觉得有酸味（后来他们才得知那是放射性碘的味道），他们不知道当时所受的辐射量是无害值的50倍。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四天后就会死去。

偶尔他们会看到一些带着防护面具的士兵在城市穿梭。这些士兵也同居民一样对真正的危险一无所知。

反应炉还在燃烧，辐射继续扩散。一只侦察队受命到事故厂房基地测量到了第一批数值：2080伦琴（空气允许无害的数值为0.00012伦琴）

放射性仍在上升。戈尔巴乔夫紧急成立政府委员会，由著名的核子物理学家勒加索夫领导一批优秀的核能专家参与其中，克格勃负责追踪一切。这些科学家将被派往切尔诺贝利评估灾变的影响。另一边，来自灾区的消息在不断传来，可人们描述这场灾变时却有些轻描淡写。决策层没有足够的信息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关注的是灭火，对于严重的辐射污染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甚至没有向民众通告。

政府终于开始行动，一大批士兵从阿富汗战场被调回来，其中包括了直升飞机驾驶员和化学部队。临时委员会决定根据勒加索夫院士的建议，采取从空中投放沙袋、铅、硼砂及混凝土的办法，封闭反应堆。

士兵们开始向燃烧的废墟空投沙包。他们不知道当时的辐射量到底为多少，因为最大值为500的量表爆表了。实际上，人在这样的高空停留超过半小时就会毙命。由于苏联长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安全知识的教育，对于救援人员也没有进行必要的防护，许多救援者和记者都受到了核辐射的伤害。

这些士兵们轮流上阵，对着火焰徒手投出重达80公斤的含有沙和硼酸的沙包，他们每天最多往返33次，而灭火行动一直没有起效。熊熊燃烧的石墨核心大火温度超过5000度，是钢铁熔点的两倍。没人知道该怎么让它停下来，等它自己烧完，则要几周时间。迫不得已，也出于防止放射尘飘散的需要，他们决定使用氮气。后来他们才得知那时的辐射量是3500伦琴。

这些士兵从灭火的飞机下来后通常很快开始了呕吐和腹泻。他们被送往唯一能治疗急性辐射病的莫斯科6号医院。所有这些人，他们来切尔诺贝利的时候都是年轻健壮的小伙子，辐射病还在潜伏期，以至于他们不觉得太难受。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器官的全面坏死和衰竭。伴随着皮肤溃烂，骨髓退化，还有贯穿骨骼的恐怖灼痛。他们从阿富汗战场回来，来到切尔诺贝利的新“战场”，可他们不知道前头有什么在等着他们，那是灰暗无比的人生。年轻人们来治疗时还在彼此开着玩笑，而医生们清楚：这些小伙子们很快会死。而其中27人的确很快死去了。

与此同时，政府派出1000辆大巴车负责疏散一些距离核电站很近的村庄，还派出军队强制人们撤离。

可因为官方担心会引起人民恐慌，所以没有向民众告知事情的全部真相。（一些专家宁愿相信是测量辐射的机器故障也不相信会有那么高的辐射。而许多人在撤离前就已经吸收了致命量的辐射。若能立即撤离，受害者数量及程度会大幅减少）

尤利娅·玛奇那年五岁她像往常一样去幼儿园，上午时候，幼儿园的老师给他们吃碘片，到了下午，父母都前来接孩子。大家都跑来跑去，但是并不慌张。她被带回家，幼小的尤利娅被父母要求去挑选要带走的玩具，“我有很多洋娃娃，我想全部带走却不行。”尤利娅记得有个老人不想走，他不相信会有无形的敌人。那些士兵们只好任他留下。几周后，人们发现了老人的尸体。

那时候，尤利娅和其他人都以为顶多离开3天而已。

而他们再也没回去。

事故后48小时。三个半小时内，4万3千多人被疏散。普里皮亚纪原有的居民被大批士兵取代，这里成了“战场”。 而居民们从此流落他乡，成了原子难民。

核电厂周围的人们也在陆续撤离。一开始是7公里，后来是30公里。从那时开始，几年间前后有13万人离开他们的故土。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城市在几天内就被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消灭掉，无人幸免。可怖的是，这敌人已经侵入了身体内部，缓慢到来的死亡在逼迫人们投降。这其实比战争更糟糕。

1200吨高热岩浆正以3000°的高温在反应炉里燃烧。高放射量的致命烟尘不断升上高空，现在，整个欧洲的命运都掌握在风向中。事故后60小时。前苏联依然没有向国际社会宣告这里的危机。

此时烟尘飘到了白俄罗斯，波兰和瑞典。

1986年4月2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

在斯德哥尔摩以北的瑞福什马克核电站，技术人员面色凝重：出事了。计算机显示屏上的一串扰动信号预示着这附近有核泄漏源。工程师们开始了疯狂的搜索：这事关重大。他们把核电厂工作的600名工人集合起来用盖特计数器（一种检测核辐射的工具）实施检测。此时干扰信号变得更强：工人们的衣服上的放射线含量远远超过了标准水平。他们接着读取了核电厂周围土壤和植被的放射线含量：这含量是正常水平的5到6倍。

28号那天，斯德哥尔摩下了雪。这些雪都有高辐射性。

事故后3天。莫斯科派来的政府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抵达普里皮亚纪，他们就住在城里的宾馆。同样没有做任何防护：他们严重低估了风险，甚至以为下个月就能恢复。而他们迟迟无法提交报告，前苏联政府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此时美欧的间谍卫星发现了切尔诺贝利的废墟。

事故后一周，此时辐射云早已飘散到瑞典，芬兰，瑞士，甚至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发现了空气中那隐藏的杀手，接着迅速确认了放射源不在各自的国家。排除所有可能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那强大的邻居—苏联。

但当瑞典和其它邻国向莫斯科寻求解释时，他们得到的却是否认和沉默，坚如磐石。质询后的六个小时之内，苏联坚称没有发生任何异状。这时盛行风气流从黑海升起，经由被切尔诺贝利阴霾笼罩的乌克兰，吹过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汹涌袭向欧洲的更多国家。大祸临头。而政府甚至还在准备五月节庆典：庆祝国际劳动节，庆祝春天的到来（辐射地周围的民众不会知道，这里的春天也许永远不会来了）因而切尔诺贝利爆炸的消息最后只成为《真理报》三版的一个小标题—在这样的气氛下，在报纸头条上刊登事故反应堆的消息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被庆典所掩盖。庆典持续四天，红旗和彩带装点着莫斯科的桥梁和道路，戈尔巴乔夫频频对经过他面前那数十万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他面带微笑，似乎对那场灾难毫不在意。

在已被严重污染的乌克兰，政府明知某些地方有核辐射，却还鼓励民众上街。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雪比斯基也带着家人（包括他的小孙子）参加了庆典。俄新社记者伊戈·克斯汀当时也在现场，他拍了一些照片（除了伊戈·克斯汀的照片之外，1986年的节日照片都被政府抹去了）。后来他发现这些本来应该是五彩缤纷的照片也蒙上了因辐射导致的黑色。毫无疑问，所有参与这场游行的人都处在致命的高辐射中。

这是一场死亡游行。

人们欢声雷动，洋溢着微笑，毫不知情的行进在充斥了核污染的大街上，欢庆他们的节日。到处是人群，还有空气里看不见的杀手。参与这场节日庆典的很多人不久后因为辐射所导致的种种恐怖疾病离开人世，幸存者也生活在辐射病的折磨中。参与1986年游行的乌克兰党第一书记雪比斯基，他后来自杀身亡了。

气流裹挟着致命的放射性粒子铯137和碘131继续扩散，到巴伐利亚与北意大利上空，法国南部和科西嘉半岛，到了英国，希腊。它们降落地面，污染作物和水源。这些隐形的敌人在空气中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而民众无法躲藏。

事故后10天。反应炉底部的岩浆还在烧着。洞口被沙包封住，表面不再燃烧，可在反应炉的内部，因为封闭，热量在不断累积和提高，融化的岩浆向深处涌流。一些技术人员从反应炉侧面进入地下检查其渗漏情况。果不其然，岩浆塌陷到了地下极深处，再往下，就是供应全国的地下水脉。水脉支撑着聂博河，基辅河，黑海。苏联人的母亲河。

此时真正的危险却是可能发生的第二次爆炸：那些岩浆可能会在渗流中遇到之前扑火时沉下的水，与之发生剧烈的反应，从而造成更恐怖的爆炸，到时将有14000吨的有核石墨熊熊燃烧，其产生的辐射量如此之大，整个欧洲将无法住人。

苏联紧急派出大量消防员负责抽走底部的水，还有600名驾驶员负责空投铅（即使20年后，切尔诺贝利病童的体内都还含有铅）几乎所有的人都投入了这场战争。他们都知道自己已经受到高辐射，可都知道这件事非做不可。

事故后17天。为了在反应炉底部放置冷却装置来减少地底的温度，切尔诺贝利急需一条地下通道。他们需要矿工。5月13日开始，先后有一万名矿工来到切尔诺贝利挖掘地下通道。他们有简单的防护装置，可地底接近50°的高温让所有这些防护成了累赘，没有人带着它们工作。缺氧，高温折磨着他们，他们不得不快速工作，因为这里实在太痛苦了。每3小时矿工们轮班一次。一个多月内，从发电厂的3区到爆炸的4区，150公尺长的地道终于被挖通。矿工们完成了三个月的工作量。

地道口的辐射量是正常值的300倍。而这些危险，没有人告诉他们。

在这些人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在40岁前死去，而官方没有将他们的名字收录在切尔诺贝利受害者名单中。

可是多年之后，一位幸存者这样说道：“这件事情很危险，但是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不是我们就是别人。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我一点也不后悔。”

事故后18天。戈尔巴乔夫终于发布了电视演说，昭告了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他强调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故，一得到确切的消息就告知了民众，并通过外交途径告诉了外国政府。他表扬了为消除事故作出贡献的人，感谢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社会对苏联的帮助。他说一个机器调整工和一个操作员在事故中死亡，有299人被诊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入院，其中7人死亡。最后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国际核能联盟的框架下加强
合作，建议尽快和里根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举行会晤。

这个讲话并没有完全向民众说出灾难的实情，此时苏联的主要注意力也并没有放在国内如何消除灾难上，而是更关注国际政治外交。显然，苏联的隐瞒策略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在之前，由于缺乏核事故的详细信息，其他国家采取了极为紧张的应对措施。波兰政府禁止销售吃鲜草的奶牛挤出来的牛奶，并要求从出生到16岁的孩子们服用碘液，华沙的药店门口排起了超过百人的长队，在一些昼夜营业的药店，哪怕到了凌晨4点钟，长队仍堵得街区水泄不通。华盛顿考虑到潜在的健康风险，建议哺乳期的妇女和所有儿童不要进入波兰境内。罗马尼亚宣布进入全国警报状态，鼓励人们呆在家里，并避免饮用雨水。奥地利的克恩顿州要求孕妇以及六岁以下的儿童待在室内。瑞典和挪威的政府警告自己的国民注意饮用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安排了一架班机，将100名英国留学生撤离苏联。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前两个月。苏共二十七大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改革、改进工作纪律、反对官僚主义。可在这次事故中恰恰是这些官僚主义，低效率的作风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戈尔巴乔夫在事后深有感触地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与此同时（历史就是这般嘲弄人）这次事故也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业已开始的改革，直接打乱了全国的生活。”对于刚刚启动改革的苏联而言，这次事故不仅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大损失，也可能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众多因素中不可忽视的一个。

戈尔巴乔夫的电视广播后，全国都被动员起来，人们纷纷受到征召：要不计成本的投入这场救援，举国已是前线状态。十多万名后备军人来到切尔诺贝利，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清理人。顾名思义，就是负责清理灾区所有放射性物品的人。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很多人还按照章程带上防护衣和护具，然而不久人们就将其视为累赘而自己脱掉了。这里没有热火朝天的建设工程，有的只是拆除和掩埋；这里没有承诺中的免费伏特加，只有看不见的辐射粒子。这是人们清理自己错误收拾烂摊子的地方，没有发现新事物的喜悦，也难以看到希望。

人们也清楚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只是这些人还在彼此开着玩笑。所有人都在尽一己之力，没有官僚主义，没有推诿。先后有10万军人和40万平民来到这里从事清理工作，这是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

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工人从苏联各地来到这里，他们在这一刻成为对抗核辐射，对抗可能扩散的危险的军人。他们齐心协力，比拿破仑的军队还壮大。但来这里的所有人都遭受了核污染。伊戈·克斯汀和其他四名记者曾经到切尔诺贝利采访报道，其中有三名不久后就死去了。

白天，直升机负责投放被称为波泡的粘稠物体，以此让地面的放射性东西变成水泥，好方便地面人员清理。清理人们不辞辛苦，挨家挨户的进行工作，受到污染的房屋被摧毁和掩埋。有些人还负责猎杀动物，因为他们的皮毛会有放射性。每一天的工作过后，他们不得不洗澡五六次，想尽量消除沾染身上的核尘埃。在30万立方公尺的污染区，人们用水泥掩埋一切遗迹。

产生爆炸的4号污染区是最危险的。8周后，清理人开始处理这个核心。为防止辐射继续扩散，工程师们设计了一个17公尺长，66公尺宽的钢铁混凝土石棺。为了减少现场的工作量，石棺建筑的组件事先在外地建好，然后运到切尔诺贝利，工人们在这里将其组装，犹如在完成一张巨大拼图。因此他们不能出错，几毫米的误差都可能造成组装的失败，任务将前功尽弃。在放射性如此高的地方建造这样的工程，人们一次只能工作几分钟，甚至比在月球建造房屋更艰难。这项工作独一无二。

每一秒中都有更多人命涉险其中，每一秒中，这些人的危险都不断加深。这时人们发现了新问题：反应炉的屋顶上有大量的残骸：石墨和铀棒，这些东西具有高辐射性，在石棺覆盖前必须将它们清理干净。

那里的辐射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只能由机器完成清理工作。一些机器人被送到屋顶，但几天后，这些机器都因为受到过度辐射，电子元件发生了故障。事实证明，机器人已经不能胜任屋顶的清理工作。于是大批后备军人来到3号反应炉的屋顶开始工作。他们穿上铅衣，带上头盔和面罩防护β射线，手上有两层防护，整套制服的重量是26到30公斤。

人一年可以吸收2伦琴而不受到损害，而屋顶的放射量是每小时10000到12000伦琴，从没有人类在如此高的辐射下工作过。

每次他们只工作40秒到三分钟的时间。超出这个限度，他们就有可能当场毙命，这意味着他们只能挖两次。

一组8人，连同军官一起冲到屋顶清理瓦砾，所有人都尽心尽力，像蚂蚁般严格按照程序工作，一批下去，另一批接上来。他们捡起1500伦琴的东西，强辐射下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手臂。以至于这样工作一天
后，他们的手就痛的无法动弹。“那里简直是另一个行星。”放射性废料覆盖着整个屋顶，到处是残渣，瓦砾。辐射从地面升起，在照片上形成向上的黑色竖条，宛如死神的足迹。士兵们此前也许不知道末日是什么样，但现在他们可以说，自己亲见了末日。许多人几乎虚脱，有人刚从屋顶下来就开始流鼻血。在这种辐射中眼睛几乎睁不开，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牙齿，嘴里都是铅的味道。甚至在20几年后，那铅味依然挥之不去。

共有3500人参与了清理活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让屋顶的放射下降了35%。所有人都得到了政府颁发的清理人证书和100卢布（相当于100美元）的奖金。

斯拉夫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以保家卫国为大业的英雄气概，让这些平凡的人们在未经专业训练，没有有效防护配备下，拿着铲子对抗辐射。这些人并不都想去当时代英雄，但带着国家有难义不容辞的信念，在切尔诺贝利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手中的清理铲子就是AK47，他们装置的石棺就是堡垒。不断扩散的核污染如纳粹军人，而他们与之对阵，再次取得了胜利。

全部清理干净的那一刻，他们在屋顶插上了自己的国旗。旗帜在切尔诺贝利上空飘扬，仿佛是当年红军击败法西斯的一幕重现眼前。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奖励，他们被允许把自己的名字蚀刻在石棺的最后金属组件上。这些名字以及名字所代表的人们被铭刻在这石棺和历史上，希望能永远守护切尔诺贝利。

可这个国家也许永远无法复原。那个石棺宛若人类文明的墓碑。

1986年11月22日。切尔诺贝利降下冬天第一场雪，大雪覆盖了爆炸的遗迹，这场战争似乎结束了。然而对很多人来说，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现在。当岁月慢慢过去，潜伏的辐射病渐渐显露出来，对家园的思念开始迫切，真正的悲哀才降临，痛苦永无止息。

20年后。伊戈·克斯汀和普里皮亚纪曾经的居民尤利娅·玛奇重回切尔诺贝利。这里已经是一座鬼城，是活生生的核事故博物馆。以前曾错落有致的楼堂馆所，如今已被参天大树所隐藏。鸟雀早藤木缝隙中孤独的
歌唱。建筑因核爆炸的伤害和侵蚀而显得破败和荒芜。尤利娅回到曾经的家，她抚摸自家的墙壁，一块墙皮掉落下来。窗子已经破损，只有风在空荡楼道里回旋。街上还能看见废弃的汽车，散落的箱子，很多人家的门都敞开着，里面漆黑一片，仿佛是死神的居所。

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校门也破败不堪。走进教室，课桌里甚至还放着学生的课本，黑板上竟然还有老师工整的字迹。这里阒寂无声。走廊里，有人发现一只鞋，也许是20年前某个孩子匆忙撤离时掉落的。

苏联时代的建筑沉默的在阳光下伫立。已经暮年的伊戈·克斯汀依然保持着记者的职业习惯，他举起相机拍照。这是20年后的切尔诺贝利，他曾经奋战过的“战场”，他曾经见证过来到这里的人：男人和女人，青年和中年，军官和平民，他们是怎样携手对抗这无形的敌人。而他也为自己青年时的这段奋斗付出了代价：身患辐射病的他每年都得住院至少两个月。时至今日，他还感觉自己口中有和当年一样的金属味道。

在切尔诺贝利的战争中，50万清理人中有两万人很快死去，20万人残障。幸存者们的每个器官都因辐射导致的新陈代谢变化而发生改变。辐射病对他们鲸吞蚕食，而他们独自枯萎消逝。莫斯科6号医院从此成为
他们最常去的地方，他们所患的疾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切尔诺贝利症候群。

多年后，当年的一些清理人组织的自发集会上，一个人朗诵了自己写的诗：

我心充满惆怅，

满满的乡愁与苦痛。

犹如太阳穴的子弹，

怎样也无法平息。

1991年，借着苏联解体的机会一位官员设法获取了切尔诺贝利的机密文件。发现其中记录的一切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为了打消人们的戒心，当局甚至将辐射值最高承受标准提升了五倍，仿佛这样人们的身体机能也能相应的提高。

切尔诺贝利事故看似偶然，却暴露了苏联体制深层次的问题。一直在事故现场处理此事，因受过量辐射而染病的勒加索夫院士在报告中指：“切尔诺贝利事件是由于个人崇拜及在我国延续了几十年的错误地进行经济活动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引起的后果。”两年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领导人缺少安全意识，工作人员极其不负责任，没有严格操作程序，不注意安全。对于像核电站这样极其危险的地方，没有处理事故的预案，在事故发生后，消防队员按处理一般火灾来处理。这造成了切尔诺贝利后期的悲剧。

因为这次事故，苏联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和人员损失，还因为迟于承认和故意隐瞒而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这激化了联盟中央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矛盾，苏共高层内部也出现分歧。戈尔巴乔夫要对苏联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与此不无关系。

真相是不可能靠垄断信息资源掩盖的，它终究会被民众知晓。恐怖的不是错误和灾难，而是对错误和灾难的刻意隐瞒。这使人们失去了纠正错误，提早应对灾难的机会，最终也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而另一方面，这次事故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了核战争的危险。切尔诺贝利附近曾有大面积的雷达，用来监视美国飞机，现在它们不能用了，仿佛是在逼迫人们和解：切尔诺贝利教会人类看到自己掌握下的核能本质以及辐射失控的景象。人们遭受惨烈的教训，才知道自己是坐在什么样的火山上。

一年半后，戈尔巴乔夫撤出了苏联所有的核弹头。10年后，许多国家聚集一道，开始商讨禁止核武器公约。

而多年以后。在法国科西嘉地区，20年后，这里出现了许多甲状腺癌的人群，与切尔诺贝利的病人很像。

在莫斯科，一个等待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妇女绝望的看着医生，而后者正试图说服她：“你的丈夫去过切尔诺贝利，你必须堕胎。”在乌克兰的Kharkiv市，13岁的Olya Podoprigora和18个月大的Parvana Sulemanova
经过开胸手术后正在重症监护室里慢慢康复。两个小女孩都有先天的心脏缺陷，每年乌克兰都有6000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诞生。辐射被认为是元凶，虽然没有得到官方证明。

在切尔诺贝利半径19英里无人区内废弃的白俄罗斯Bogushi村，戴着面罩的国家辐射生态保护区员工Polessky在被污染的土地上种树。他们要建一个天然的防风林来阻挡放射性微粒。核爆炸后70%的辐射性微尘降落到白俄罗斯，使得这个国家1/15的耕地受到污染。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旁。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汽车和装甲车静静地躺在地上。约有1350辆苏军直升机、巴士、推土机、坦克、运输车、消防车和救护车被用于处理核事故。它们全都在清理作业中受到核辐射。这些无生命的金属废弃物明白的昭告着这里曾是一个有生命的世界。

在切尔诺贝利。放射性粒子在这些年下沉了25公分，继续污染地球。人们费尽心力建造的石棺预计使用30年，现在30年马上要过去，新的石棺也在建造中，可人们仍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可是在更多的地方，人们依然在充分享受着核能所带来的清洁，高效和便利。不管你是否承认，核能已经无法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出去了。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3年9月11日，全世
界32个国家在运反应堆有434座，提供了世界六分之一的电力，总计运行了约9000多年。除发生过三次重大事故（包括切尔诺贝利事故）外，运行情况十分良好。切尔诺贝利所展示的，只是核能利用的一个方面。
它带给我们痛苦，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一朵云背后的闪电而抛弃整片天空。世上没有彻底不安全的能源，只有不安全的操作和带着破坏安全意念的人。

在切尔诺贝利的战争里，最该被记住的，是那些被剥夺了回乡权力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母土如今依然被高强度的核辐射所笼罩，家就在那里，而他们永远回不去了。

去国怀乡，忧思难忘。想回而永远不得回的故乡。

可所有这些人，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曾经来到这片土地参与救援的人，他们被这里发生的事情所伤害，他们曾卷入一场看不见敌人，却同样能显示出自身勇气的战争。他们因灾难长久的忍受痛苦，然而也在这灾难中再一次彰显了人类的尊严。

如今的普里皮亚纪，他们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回去，这是个美丽的城市，他们的家。

他们非回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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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190吨：爆炸喷发了190吨放射性物质和8吨放射性燃料。

48小时：大火烧了两昼夜。

1亿公顷：被污染的土地达1亿公顷。

8.45万人：参加救援的8.45万人中，在本世纪初有一半死亡或残废。

500倍：事故发生时喷发的放射尘是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放射尘总量的500倍

800年：专家称消除切尔诺贝利核泄事故漏后遗症需800年；

27万人：27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患上癌症，其中致死9.3万人；

34万人：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前苏联立即疏散了11万多人，随后数年，又从污染严重地区搬迁了23万人，前后共疏散34万余人；

20亿人：建立在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研究成果上的报告说，全球共有20亿人口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

30年：当年建造的防止核泄漏的旧石棺的预期使用年限为30年。

700万：世界卫生组织承认，至今仍有700万人生活在曾经的污染区，这些地区依然具有较高的核辐射水平。

2万4千年：切尔诺贝利喷射出的放射性元素钸的半衰期为2万4千年，这意味着2万4千年后它的含量会减少一半。

（以上数据及文中所提及数字部分来源于网络，真实性有待考证）

本文部分内容改编自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

其他参考资料：

《20世纪俄国史（1894～2007）》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注：在查阅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许多地方提供的数据都不一样，可能有人误传，或者基于不同标准而导致的误差。当然，很大原因是政府的刻意隐瞒和对资料的销毁，以至于切尔诺贝利的相关信息有很多已经无从查起，也难以确定其真伪。总体来说，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没有外界议论或电影表现的那样夸张，但它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灾难使人心惊，而人们处理这一灾变时表现出的坚强则令人尊敬。对于发生在上个世纪人们身上的一切，我也许无法感同身受，但同样深感悲哀。